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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同时，它又颁布宪法“十九信条”，表示要削弱皇帝无限的**权力。这一形同做作的举措也为时过晚，已经失去的民心再也无法挽回。此外，满洲皇族中的宗社党，尤其是少数少壮派亲贵，不甘于束手待毙，企图负隅顽抗，孤注一掷，只不过是螳臂挡车，同样无济于事。蓬勃发展的革命浪潮导致了清王朝的瓦解，但却未造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动，革命未能深入下去。”

    “嗯，是的！”

    “立宪派通过和平或流血政变，掌握了许多**省份的政权。另一些**省份名义上仍由革命党人掌权，但他们也很快向右转。所有**各省，都在压制工农运动。中国广大农村没有受到多大震荡，农民群众的自发性起义，影响有限，未能在农村地区带来深刻的变革。处于分化、瓦解之中的封建统治势力尽管极端虚弱，却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，其后仍在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。这场革命大风暴，缺乏一种成熟的社会力量来正确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。”李想侃侃而言。

    黄兴听着虽然表面不动声色，但内心里是同意的：是啊，由于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其他政治势力乘机崛起，革命党人对起义胜利后出现的复杂局势缺少足够的估计和精神准备，**各省内部又意见分歧，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在临时政府地点和大元帅选举问题上，展开激烈的争夺，使得中央政权陷入难产之中。当然，这是黎元洪在位时的事情，李想是没有责任的。

    黄兴拍拍发烫的脑门，不置可否地道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有什么因对之策吗？”

    话虽没明说，但黄兴的脸就是一篇文章。李想忽然觉得一阵轻松，忙道：“我全力支持黄先生立刻去南京组织中央政府，组织国民革命军北伐！中国应实行武装割据，只能采取象以往农民战争那样，实行武装割据，把根据地作为胜利的出发点，最次也能暂时与袁世凯南北对峙，等革命的力量强大以后，各地革命团体如燎原大火，到时同时并举，再直捣袁世凯和满廷的老巢。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开始时总是较弱小的，确实不可能与袁世凯立即决出胜负，如果依托南方作为根据地，积蓄自己的力量，必定可以不断创造胜利的局面，彻底的将革命进行到底。”

    黄兴沉默良久，陈其美也屏住了气，深恐自己的呼吸惊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对李想这个提议是最赞同的，以前也这样劝说过黄兴，只是总是被他拒绝，今天李想说得这么有煽动性，而且黄兴明显也意动了。

    良久，终于听到黄兴说道：“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，他已起程回国，不久可到上海。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，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；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，我若不等待他到沪，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，组织中央政府，将使他感到不快，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。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，发展很快，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，终至失败。我们要引为鉴戒。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。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，才有力量打击敌人。要团结一致，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，互相推让。”

    李想听了黄先生这一番话，感到他的人格伟大，感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纯洁，深为佩服的同时心里大喊着“一个大棒槌”！

    这一次的谈话，使李大帅深深印在脑海，永不磨灭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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